甘蔗，从矮到高的量变，从酸到甜的质变，必须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练，春夏秋冬，一个季节都不能落下，生长过程所品尝的暴晒干旱、狂风暴雨、冰天雪地的滋味，一道都没有撤下。庄稼是需要庄稼人伺候的，甘蔗更需要农民付出更多的呵护，甘蔗生长不易，农民种植更不易，就是连收获也是异常艰辛的。

甘蔗一般在春天播种，蔗种不是种子，是从上一茬成熟甘蔗的末梢砍下来当种子的。甘蔗用地需深耕深松，这种垄比一般农作物的垄高大，沟深需20—30厘米，因为它要托举着日后的沉重，父母早在前几天就一锄一锄做好了垄，算是为甘蔗安好了家。我有时帮忙在垄上挖小坑，或往坑里施农家肥，蔗种是斜插在坑里的，覆盖松土，就初步把“甘蔗”出嫁了。春寒料峭，嫁的是女儿，埋下的是希望，父母心中隐隐有一丝温暖。

在新的土地上，小蔗越长越滋润，腰身越来越苗条。微风过处，小蔗们在自己的家里不断地忙碌，有时也会在田野里载歌载舞，以柔嫩的绿色绸带舞起秧歌。小蔗不知愁滋味，娘家的亲人将为出嫁的女儿操碎了心。

成长需要水的滋润，小蔗更需要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保留着较完整的水利灌溉渠道，庄户们集体凑钱从小溪抽水给庄稼解渴，地势低洼的田地，水顺流而下，甘蔗们“咕嘟咕嘟”痛饮一番。无奈，我家的蔗田高出渠道一大截，留不进田里，只能人工帮助。母亲拿出农具叫戽斗，用它给甘蔗喂水。戽斗类似小木桶，桶身缠着绳子，一端在桶底，一端在桶面，两人分站两边，各自握住绳子两端，由低处往高处汲水。这种汲水法既是技术活，也是力气活。我少时曾多次帮过父母戽水，因此印象颇深。戽水时，两人动作要协调，才能让装满水的桶飘升，然后顺势倒入水沟，刚开始，水都不够小蔗塞牙缝，与“杯水车薪”差不多。那么干的地，那么长的沟，那么多的垄，不干个三四个钟头，小蔗是不会满意的。记得当时我头戴斗笠，在毒辣阳光下，双手反复颠起颠下，机械性地劳作着，回想起来，我为年少时能帮忙父母田间劳动而自豪。

但是，有些忙我是帮不上的。遇到台风天，狂风暴雨，泥土松软，一阵大风横扫蔗林，有的被拦腰折断，有的倾倒一边，有的完全倒伏在地。狂风呼呼叫，父母脸色越发严峻，心中想象着甘蔗的惨状。台风一停，就马上赶往田间开展自救，将倒下的甘蔗尽量一一扶正加固，有的甚至要用木棍撑住，飘落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靠着坚强的自救欲望，一大片倒伏的甘蔗神奇般又挺立着。

扒蔗叶也是苦累活。随着甘蔗长高，先前长出的有些叶子枯黄，这时就要给甘蔗脱衣裳。蔗叶长着细细却锐利的牙齿，手受伤是常事，火辣辣的疼也顾不上了，只能旧伤添新痕。脸部有时也会被蔗叶咬到，留下几条冒血珠的伤痕，痒痒的，汗水过处又是疼疼的。

甘蔗收成是在冬季，每户砍伐的日子是有计划的，由大队分配，若遇到凄风苦雨寒潮阵阵的日子砍伐又是一场艰辛。砍伐之后的甘蔗要绑扎成捆，那时没有塑料绳子，就地取材，湿润的蔗叶有韧性，是很好的绑带。一捆捆甘蔗还需人工帮运到大路旁，堆积成小山一样，等待运蔗车运往糖厂。我们村是运往枫亭糖厂，“土炮车”驶在一条土路上，喷着浓烟挣扎着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仙游东西乡平原的甘蔗运往仙游糖厂，有专用的铁路，对大多数不曾坐过火车的人来说，运蔗火车算是当时较先进的时代文明。

渐行渐远的甘蔗总被童年回忆拉回。村子旁的一条土路是运载甘蔗的车辆必经之地，就如少年鲁迅与伙伴们在看社戏时偷摘罗汉豆一样，我们也曾偷蔗过。满载甘蔗的手扶拖拉机如老牛喘气，速度不是很快，一帮少年跑在车后，抽出甘蔗，一般不多，每人抽一两根而已，之后啃起甜蔗。少年的顽劣可见一斑，少年不是追风，而是追车偷蔗，往事如昨，一笑而过。

更值得一笑的是有关“甘蔗”的笑话：当时。有一少妇目不识丁，她在车站向外地旅客兜售甘蔗贴补家用。有一次，向外地人售卖甘蔗时，说着夹生的普通话：你钱给我，我“嫁”给你。

有人说，蔗农干的是甜蜜的事业，犹如蜂农。是的，蜂农风餐露宿，逐花而居，艰苦而浪漫。蔗农一年四季伺候甘蔗，其间经历困苦劳累一言难尽，不过，为了生活更美好，长辈们操劳一生，无怨无悔。

作家郭小川在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里写道：落笔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写不好这片甘蔗林。我不是诗人，也无意成为诗人，当我从甘蔗林弓着身子穿过、小心翼翼地避开蔗叶，我的脸上和手上还是留下蔗林的利齿咬下的疤痕，我怎么会去用抒情的笔调写下“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，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”。喝水不忘挖井人，啃蔗不忘种植人。因为了解，所以奉劝，而这了解正是少年时曾与甘蔗打过交道，算是一个回忆，一笔财富。